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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t2002dd的博客

落日炊烟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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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平平淡淡的下里巴人。没有受过文学的专业训练,却喜好作文。做过不少有益的事,也做过一些错事,交结了不少朋友,也得罪了一些人!没有当过官!也不会当官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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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潼记事  

2011-03-27 13:16:5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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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  我每次乘火车路过临潼车站,总是想给绿瓦黄墙红柱的漂亮站房拍一张照片,作为儿时回忆的见证。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大屋顶站房夹在现代标准设计的车站建筑中,实在有点不伦不类,迟早要被拆除。

 但是,直到我写这几行文字的时候,这个想法还未实现,主要原因是懒。而老站房依然挺立在那儿,估计是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了。

  我出生的第二年—一九四二年,父亲调到临潼车站当副站长。

  我们家在临潼住了五年,我尽管年幼,还是记下了一些难忘的事。

 

  出了用格子板做栅栏的站台,站外是一片空旷的草坪。天晴的时候,摆小摊卖香烟花生的、玩把戏的、等车的客人都聚集在那儿。

   草坪的南边有一座小桥,过了桥是一条小街,有几家饭馆、旅馆和杂货铺,出了街,一条宽宽的路通到临潼县城。

   草坪的东边,走一段斜坡,就到了车站员工的居住区。

   居住区分两部分,北面是个大院子,是站长和副站长的家,南边是没有围墙的大杂院,住着车站的其他员工。

   大院子的门开在西南角。朝南的一排正屋,四间,住着站长张炎一家。他们是渭南人,家中很有钱。西屋住着我们家,两间房子加一个小厨房。

    屋檐下,母亲养着一窝鸽子。

  ‘咕—咕—’每天叫个不停。

     我断奶后的主要食品是泡馍,没有吃过饼干,更不知道糕点。只是每隔几天,母亲小心的踩着梯子,从鸽子窝里摸两个蛋,用油煎一下,再蘸点酱油,给我下饭。鸽子蛋的味道很鲜美,以后我又吃过其他蛋,都没有鸽子蛋好吃。

     院子的东南角有一口井,井台很高,井口很大,大人说有好几丈深。

     ‘依弟啊—’母亲总是用福建话叫我,她对我说,井里有‘鳄鱼’,千万不敢过去。

     ‘鳄鱼’是什么东西?我一点也不知道,反正很厉害,会咬人,所以我一直不敢过去。

     那时,我两岁。

    

     院子的南边是一片参差不齐的平房,有十多家。

     每家的门口都有一小块菜地,有的还用竹杆搭了架子,地里种着丝瓜、豆角、辣椒、葵花,还有开红花的指甲草。

     母亲常常带我到那边去玩,人家养的鸡、鸭、鹅、小狗使大杂院变得格外热闹,我很害怕鹅伸着长脖子要‘拧’人的样子,而使我最开心的就是温顺的小猫,每次我都高兴的不愿回家。

     只有礼拜六,在县城上中学的姐姐回来,我在家才有了伴。

 

     即使是抗战时期,到临潼来玩的人依然不少,当然,主要是到华清池来洗澡。

     住在西安的亲戚朋友,每年多在四月初来,一则是春暖花开的清明时节,二则是四月四日是当时的儿童节,学生们放假远足,而铁路也给扶轮小学(铁路小学)的学生加挂到临潼的专车。

     这个时候,家里就很忙,最累的就是母亲了。不过招待也很简单,吃饭时小孩子都不上桌,给孩子们吃的多是从车站小贩那里买的韮菜豆腐包子。

 

     我随大人去过几次华清池,路不太远,蹦蹦跳跳一会儿就到了。

     父亲指着半山腰的一个小亭子对我说:‘这是委员长蒙难的地方’。

     什么叫‘蒙难’?我不懂,父亲也没有多说。

     上小学以后,我才知道,这里是双十二事变捉蒋介石的地方。

     在贵妃池里洗澡,水温热又清澈,白花瓷砖十分光滑。

     不过使我流连忘返的还是扒在曲桥的栏杆上,注视那些在荷叶间戏耍的小鱼。

 

     是先天不足还是其他原因,我小时候常常闹病—姐姐那里保存有我小时的照片,样子很廋弱—那时唯一的药就是‘七珍丹’,一种暗红色的小丸药,很难吃。

     工友送来几个西瓜,大人背着我吃了,怕我吃了肚子生病。

     ‘依弟,西瓜给你放在井里冰着,等你病好了吃。’大人说。

     ‘噢。’我不再要吃了。

     ‘我的一个大西瓜还在井里冰着呐。’我常对一起玩的小伙伴说。    

 

     车站东闸口,有一家姓孙的老工人,河北人,家有六个儿子,三个女儿。老太太可能懂一点诊治小儿病的医术吧。有时给我捏捏按按,吃点偏方,还挺管用。

     母亲自然很感激,老两口要认我做干儿子,母亲同意了,这些事,用不着和父亲商量,他也不管。

     于是,我从开始记事起,便知道我有一个大胡子干爹,他叫孙贵麟,还有一个小脚干妈。

     老两口给我起的名字叫‘锁柱’,小名叫‘柱子’,意思是把我锁在他们家,妖魔鬼怪不敢来兴风作浪了。

     怎样过礼,我不记得了。他们送给我一件红缎子抖蓬,一个有长命富贵四个子的小红碗,一块银牌和一把银锁,都是表示吉祥如意的。

     —抖蓬穿破了。

     —红碗,十年以后让姐姐的儿子小虎打了。

     —银牌,不知去向。

     —银锁,在‘文革’后期还在母亲的抽斗里见过,后来,被家中的哪个成员搜罗去,就不知道了。

     一九五六年,干爹已经退休,到西安来看儿子时还专门找到家来看我,我那时正在电校学习,只好按老人留下的地址给他写了一封信,以后再没有往来。

     如果老人健在,现在已是百岁高龄了。

     我怀念他们。常常记起他们家门前的葡萄架,小猫,记起干妈抱着我吃卷着黄瓜丝的烙饼,喝亮凉的绿豆小米稀饭。

 

     小孩子没有不挨打的,我记忆里第一次挨打是这样的:

     同院的张妈妈(站长太太)用一个小平盘给我们端了几条刚做好的鲫鱼,炸的焦黄,上面浇了一些汁。

     母亲正在道谢,我跪在凳子上,用嘴在鱼盘子里衔了一节葱吃。

     张妈妈走后,母亲打了我一顿。

   ‘叫你馋,没吃过东西!’

   ‘以后不许吃人家的东西!’母亲严厉的说‘有没有记性?’

   ‘记住了…’我抽抽泣泣的看着大人脸。

     不随便吃别人(尤其是生人)的东西—这个习惯,我一直保留到长大。到现在我也认为,应当这样要求小孩子。

 

     一个晚上,父亲带我去看电影,这是我今生第一次看电影。

     银幕挂在离车站不远的一个石渣场里,来的人很多,坐的站的,把场地占得严严实实。父亲坐在一张藤椅上。

     电影里的人讲的是外国话,坐在父亲旁边的一个姓孙的大学生看一会儿,低声向父亲讲几句,我很奇怪他怎么能听懂外国话?

     电影没演完,我就睡着了。      

 

     车站上的工友和起卸伕(装运工)都很喜欢我。他们把父亲叫‘师爷’,叫我‘少爷’。我的嘴很甜,见人就叫—比爸爸大的叫伯伯,比爸爸小的叫叔叔—这是父亲教的。

     这些伯伯叔叔常让我骑在他们肩上,带我出去玩。

     母亲对他们是很放心的,只是常叮咛,不要去旅馆。

     我不明白,为什么不能去旅馆?

     一个叔叔告诉我,旅馆里有‘窑子’。

   ‘窑子’是什么东西?我还不明白。

     过了几天,叔叔带我在桥上玩,街上走过来几个穿的好看,脸也好看的女人,叔叔说,那就是‘窑子’。

     原来是人啊!我还以为‘窑子’是咬人的‘蚰子’呢。

 

     春天,是放风筝的季节,车站后面的草坪,大人在放着各式风筝,有方形的、圆形的、鸟形的、蝴蝶形的…

     我看的很开心,

     一个戴礼帽的中年人,他用嘴里叼的烟点了一下风筝下面的捻子,然后把风筝放出去,风筝向上飞去,下面卦的鞭炮一个劲的响。

     周围的人,一齐喝彩。

 

     站长和副站长家里都有佣人。张站长家用的是一个叫嫚嫚的农村姑娘,主要是做饭。

     我们家用的是一个由西安来的小孩,有十多岁,大家叫他小长安,他除了帮助干一点杂活外,就是带着我玩。

     父亲的一只手表丢了。出门时放在柜子上面,回来就不见了。

     西安警务处来了巡官,最后说是小长安偷的,巡官把小长安的上衣扒了,吊在车站后面的大树上,用皮带抽打,惨极了,看的人很多。

     我哭闹着不叫人打小长安,人们把我抱走了。

     傍黑,他蜷在院门的后面,母亲端给他一碗饭。

     小长安连夜被送回西安去,我再也没有见到他。

 

     站长大院的东边,还有一排房子,修的比我们这边好,除了玻璃窗户外,还装有纱窗,门前的路铺了砖。

     那是工务处黄监工的家。

     他们是湖北人,一家的人不少,有老太爷和老太太、监工夫妇和几个孩子,有一个长的很漂亮的女儿,能绣很好看的花,可惜是个哑吧。

     他们家有好几个佣人,后院还养了几只奶山羊。

     黄老太太是个很和蔼的老人,讲话声音很轻,使人感到亲切。她常邀请我们过去坐,用自家果园里的石榴、葡萄来招待客人。一次我还吃到两个无花果,味道格外香。

     黄监工经常出去巡工,他有专用的压车,四个车伕往铁道上一抬,摇杆上下一压,车就走了。对面有火车就抬下来。

     压车的专用线和车棚,前几年临潼车站扩建时才拆除。  

 

     夏天的晚上,满天星星,院子里铺了一张芦蓆,我们睡在地上乘凉。

     父亲提着马灯从外面进来,他把一个纸条子交给姐姐,说是由调度电话里抄来的。

   ‘啊!日本鬼子投降了!’姐姐高兴的大喊‘我要蹦三蹦!’。

     她从蓆子上跳起来,抱起我就向外跑。

     车站后面的小街上沸腾了,炮仗响成一片,不少人举着火把,还有头上包着白毛巾背着枪的民团。

     人们叫着、笑着。

   ‘好了,这下东西要跌价了。’母亲说。

 

     抗战胜利不久,铁路局在灞桥和临潼之间加设了一个窑村车站,调父亲去当站长。

     那是一个小站,据说土匪绑票的很多,但父亲还是去了。

     家里忙着收拾。

     干爹一家也来帮忙。干妈搂着我,不停的流泪,‘柱子,柱子’叫个不停。

     母亲随父亲先走了,我和大妈还在临潼看家。

     一个细雨濛濛的午后,干爹来了。

   ‘洗个脸,跟干爹走吧!’。大妈对我说。

     干爹领我上了一趟货车,我站在守车的后门口,望着越来越模糊的临潼。

     我五岁了。 

 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 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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